“農民工”這一早已約定俗成的稱謂，或許將退出中國歷史舞臺了。近日，農民工輸入大省廣東和農民工輸出大省河南的省委書記，都提出將適時取消“農民工”稱謂。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1月3日提出，廣東將加快研究并適時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來務工人員根據職業和工作年限享受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促進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真正融合。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表示，“農民工”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呼吁社會慎用這一稱謂。“工農商學兵，本是職業的劃分，為什么唯獨農民永遠要被加上特定的標簽呢?”

　　“農民工”是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通常指的是“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

　　他們是城市最基層的建設者。然而，城鄉二元結構在制度安排上造成農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社會保障程度低等現象長期存在，外來人員與本地人之間的矛盾也時有發生。

　　來自山東的劉杰在珠三角一些城市里干過餐廳服務員、保潔員，也在超市當過促銷員，還在一家兒童游樂場當過游藝機操作員。30多歲的她說，在廣東生活了十多年，早已習慣了“農民工”的稱謂，但內心深處更希望能夠被視為一個“城里人”。

　　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廣東社會管理任務更重、壓力更大，因而也就必須更加主動地面對農民工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并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推動他們早日融入城市社會。

　　和劉杰一樣，在珠三角許多外來務工人員看來，政府部門出臺取消“農民工”稱謂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有益于他們融入城市生活。

　　在東莞一家印刷機械制造企業擔任技術員的馬奎說，在很多人印象里，“農民工”除了吃苦耐勞外，往往還被視為文化程度不高，有時還會和臟亂差、缺乏法律意識相聯系。他們建設了城市，卻難以融入城市，他們播種了果實，卻很少分享成果。

　　“‘農民工’這一稱呼的背后隱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視，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勵外來務工人員融入社會。”盧展工表示。

　　經濟高速發展帶來城鄉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是農民工稱謂未來逐步“淡出”歷史舞臺的社會基礎。廣東省委黨校教授楊丹娜說，隨著“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走上舞臺，與時俱進地調整各項政策，幫助他們融入企業、融入城市、防止將“農民工”身份固定化、標簽化，是當前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

　　“他們來到城市，本來就是謀求身份的改變，稱謂的改變是農民工身份轉變的第一步。用‘新生代產業工人’替代‘新生代農民工’，會更準確。”楊丹娜說。

　　不少地方開始以實際行動取消“農民工”稱謂，這無疑有助于外出務工人員整體印象的改善。河南中牟縣不久前舉行了優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會，去年同樣的活動被稱為優秀“農民工”表彰大會。

　　胸戴紅花，身披彩帶，踩著紅地毯昂首邁入會場時，“新興合同工人”獲得了一種名義上的尊重。

　　“叫什么其實不重要，但是和城市戶口相比，不管是看病還是孩子上學，農民工能夠享受到的福利還是太少了，如果能從改變名稱開始讓我們享受同等權利，那最好不過了。”劉杰說。

　　近年來，不少有識之士一直在為農民工的權益鼓與呼，呼吁尊重農民工，保障農民工權益，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有人甚至建議將農民工改稱為“新市民”。

　　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都在為竭力改變農民工的地位付出努力。2003年，溫家寶總理幫助重慶云陽婦女熊德明討薪，使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引起了全社會廣泛關注。2012年元旦，溫家寶在湖南調研時特地到湘潭九華杉山居民安置小區建設工地看望農民工。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明鎖指出，要真正消除“農民工”稱謂背后的不公，需要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相應調整，由此帶來社會結構的優化，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讓外來工真正地融入廣東，需要許多細化的政策，不僅制度上要建立融入的渠道，還需要很多軟性的活動來融合外來人口與本地人之間的關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肖濱說，比如應該讓外來工更多地參與到社區的建設，保障他們有參與討論、選舉、批評監督的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再成為社區的局外人。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應全面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消除“二元格局”的戰略方針，在堅決消除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制度性歧視的同時，制定出臺一系列惠農政策措施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社會保障程度，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才能真正使農民身份的人從根本上不再受到社會歧視。(記者　任沁沁　王攀　劉剛)